越南漢籍與漢字域外傳播研究
2022年10月13日
何华珍
郑州大学文学院/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浙江财经大学东亚汉字资源研究中心
原载《汉字文化》2022年第9期
一
越南汉籍，即越南历史上以汉字为载体的古籍文献，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中国流播至越南的汉文典籍，二是中国汉文典籍的越南刊本或抄本，三是越南文人用汉字创作的各类文献。
众所周知，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越南与我国山水相连，是受中国文化浸染最深的国家。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自此至北宋，越南中北部地区一直属于中国古代管辖的行政区域，中原文字、文献、文化、文明不断向南部地区传播和发展。公元968年，越南立国，兴科举，重文教，各种制度效仿中国，汉字始终作为国家的通用文字。至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汉字被正式废止。可以说，汉字文献构成了越南的巨大文库，其内容涵盖了越南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民俗等诸多领域，承载了越南两千余年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中越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和亚洲文明的文化遗产。
二
越南汉喃文献，主要收藏在越南汉喃研究院和越南国家图书馆，部分文献散藏于法国、日本、中国等（刘玉珺，2007）。据汉喃研究院阮俊强院长介绍，至2017年汉喃研究院保存有33164本单册纸质文献，收藏有6000-7000种汉喃作品（含重版、异版），碑刻拓本资料67902张（阮俊强，2017）。考察可知，除喃字文献外，其中80%以上属于汉字文献。
越南周年雨量大、湿度高、战乱多，纸质文献难以保存，碑铭是当地普通百姓记载日常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真实反映了越南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历史面貌，是越南汉字文献资源的重要载体。越南碑铭是深受中国铭文影响，同时依据本国自然环境和生态需求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时间跨度广，自郡县时期、藩属时期至殖民时期，绵延不断，是研究越南文字变迁的第一手材料（何华珍、刘正印，2019）。
越南拥有丰富的纸本文献资源。早在越南独立不久，即有大兴库所藏三藏经、重兴库所藏大藏经，以及仙游书院、天长库所藏佛经等。此外，陈朝宝和殿、黎朝蓬莱书院、西山朝崇正书院，均有藏书。至19世纪阮朝，建有聚奎书院、史馆书院、内阁书院、古学院书院等，收藏大量汉喃古籍。但由于各种原因，越南保存的纸质文献主要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抄本和刻本，且抄本多于刻本（阮俊强，2017）。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汉籍中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献，其中有的属于中越跨境民族文献，是中国少数民族汉籍在域外的延伸，具有特殊价值（范宏贵、刘志强等，2015）。又，越南汉籍中还保存有大量的民间写本，如《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刘春银等，2004）收录有2280种民间文献，包括神敕、神迹、俗例、地薄、古纸、社志等，是明清以来中越乡村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
越南历史上的汉籍文献，不但数量巨大，形态多样，而且蕴含丰富的汉字资源，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为东亚汉字史研究开拓新领域。
三
汉喃研究院于1979年在越南成立，隶属国家社会科学中心，主要负责保存、研究开发汉喃资料，收集和保管汉喃资料，培养汉喃研究人员等。由于放弃使用汉字，越南学界研究汉字的著作不多，主要集中在喃字研究和古籍整理翻译。正如阮俊强（2019）所言：“汉字研究在越南是很小的领域，尚待进一步开拓。越南现有的汉字研究建立了以下模式：汉字历史、造字法、书法史中的各种书体、20世纪简化汉字与汉字拼音化过程，汉字对喃字构造的影响等；不过，所有的研究成果还是处于‘介绍性’、‘入门’境地，尚未深入具体研究，新的发现很少见。”
中国学界对越南汉籍与汉字南传研究，不断引起重视。闻宥1933年在《燕京学报》发表了题为《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的论文。王力1948年在《岭南学报》发表《汉越语研究》，文后附录了100个省笔字。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1995/2010）“古今俗字大观”论及日本、朝鲜、越南等汉字文化圈俗字。陆锡兴《汉字传播史》（2002/2018）有关章节探究越南使用汉字的历史及俗字等问题。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2007）首次对越南汉喃古籍进行全面系统的文献学研究。韦树关《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2004）、咸蔓雪《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历史层次分析》（2016）主要从音韵学视角对汉越语关系词进行了深入研究。罗文青《越南语双音节汉越词特点研究》（2011）和《当代越南语汉字词汇使用现状研究——与汉语比较》（2018）、罗启华《语言的亲情——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2013）、祁广谋《越南语汉越词词典》（2017）是在中越汉字词汇源流研究方面进行整理研究。范宏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2008/2014）、谭志词《中越语言文化关系》（2014）、祁广谋《越南语文化语言学》（2011）、林明华《越南语言文化漫谈》（2014）等，对中越语言文化进行综合研究。近年，本团队对越南汉籍及汉越俗字做了一些整理工作，学界也发表了不少有关越南汉籍与汉字传播的学术论文，包括硕博学位论文，代表性成果如梁茂华《越南文字发展史研究》（2014）、左荣全《汉字在越南文字史上的地位演变研究》（2015）等。但是，基于越南汉籍的汉字本体研究、汉字传播研究、汉字比较研究，尚显薄弱，亟需组织力量对越南汉籍用字进行全面整理和系统研究（何华珍、刘正印，2018）。
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面对东亚巨大的汉字文化遗产和越南稀缺的汉字研究资源，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相结合，发掘新材料，探索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形成新学问，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学术使命。就越南汉籍与汉字南传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还需要在以下诸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一）文献。越南文献包括碑铭、刻本、写本等，数量繁多，版本复杂，在整理、编目与研究等方面，尚存诸多空缺。除了编纂《越南汉字铭文文献目录》①《越南汉字刻本写本文献目录》外，对《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也需增补校订，同时将文字学融合文献学，从书写、印刷视角研究汉字传播与字体演变。
（二）字形。在占有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立足碑铭、写本、刻本不同载体，甄选代表性汉字文献，搜集整理汉文异体字形，编纂《越南汉字异体字字典》之类工具书。②同时从汉字规范与俗字传播视角，探究不同载体、不同书体字形变迁面貌，拓展域外俗字学和东亚字样学研究领域。
（三）汉字史。考察越南汉字史，断代研究很重要，但也很困难，因为纸质文献主要集中在阮朝。阮朝之前，如后黎朝初期、莫朝、后黎朝中兴期，只能依靠碑铭文献，而李朝、陈朝所存碑铭，数量有限。因此，越南汉字史研究，应聚焦于宋元以来汉字发展史比较研究，关注疑难字考释和俗字源流，同时结合汉字、喃字、国语字等，探究越南文字变迁史。③
（四）辞书。越南“小学类”文献，有一批汉文辞书和汉喃双语辞书，如《字典节录》《大南国语》《指南玉音解义》《南方名物备考》《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等。也有一批用于汉字教育的工具书，如《三千字解音》《五千字译国语》《字学训蒙》《字学求精歌》等。此类文献，具有鲜明的国别特色，需要加强专书和专题研究，并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汉字辞书进行异同比较。④
（五）汉越词。现代越南语虽然不用汉字之形，却使用汉字之音和词汇之义，使用隐形汉字词。迄今为止，学界编纂了不少越南语汉越词词典或汉越/越汉词典之类，但尚未出版像《汉语大词典》《大汉和辞典》《汉韩大辞典》那样列举中越汉文用例的辞书。此项工程，20世纪初越南学界曾有动议，但因为时代变迁而未能实现。⑤
（六）理论。近年，学界在古文字学、近代汉字学、汉字职用学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汉字学理论推陈出新。在域外汉字研究方面，跨文化汉字研究（李运富、何余华，2018）逐渐引起重视，汉字构形理论、汉字传播理论产生较大影响，汉字文化圈汉字的通用性与国别性成为考察域外汉字的重要视角（张磊，2021）。此领域应该加强东亚视域的汉字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语言接触背景下的汉字形音义综合研究（金文京，2021）。
（七）数据库。数据库建设，是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也是资料整理的必然要求。建设越南汉字资源数据库，包括越南汉字文献目录检索系统、越南汉字异体字数据库、越南汉字文献数据库、越南汉字文献检索数据库、越南汉字研究论著索引检索系统等，助推域外汉字资源整理研究工程。⑥
五
以越南汉籍为基础，全面整理越南汉字资源，编纂越南汉字异体字典，深入研究汉字在越南的传承与变异，探究越南文字变迁轨迹。整理越南汉字辞书，结合汉越词历时变革，展示越南汉字资源的丰富性。在全面占有文献语料的基础上，探讨汉字传播与域外汉字理论，建设越南汉字资源数据库，不断推进东亚汉字整体研究进程。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学术使命，它有助于东亚汉字文献学的整体研究，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字学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汉字文化圈汉字比较研究，有助于国际化大型字书编纂质量的提升，有助于越南汉字文献的整理与校勘，⑦凡此种种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作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号召“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⑧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既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珍贵遗产。越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对越南汉字资源的整理及相关研究，对汉字文化圈国家汉字文化进行整体考察，也是汉字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学术高峰，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及汉语国际推广，有利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越南汉字资源整理及相关专题研究”（17ZDA308）的阶段成果，在2021年10月19日中国（安阳）国际汉字大会“汉字文化与世界文明”主论坛发言交流。
① 《越南碑铭文献的文字学研究》下编“越南碑铭文献目录”，按越南朝代顺序对《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中纪年明确的碑铭进行了初步编目。
② 参见何华珍、刘正印《越南汉文俗字的整理与研究——兼论<越南俗字大字典>编撰》（载《东亚汉籍与越南汉喃古辞书研究》）。何华珍等《俗字在域外的传播研究》“越南篇”对越南写本俗字进行专题整理研究，《越南碑铭文献的文字学研究》对越南碑铭俗字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
③ 逯林威《越南后黎朝碑铭俗字专题研究（1428-1789）》（浙江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9）对越南俗字进行了断代研究。
④ 参见何华珍、李宇、王泉《越南小学类文献整理研究导论》，载《越南汉喃文献与东亚汉字整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⑤ 参见何华珍、江惠冰《从<南风杂志>看越南20世纪初汉越新词的传播》，载《汉字文化》2020年第21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21年第2期）。又，本课题组编纂《喃越汉英新辞典》，全面整理越南词汇中的汉字/喃字表记词，即将出版。
⑥ 本课题组已初步建成“越南汉字资源数据库”，包括越南汉字文献检索系统、越南汉喃古辞书字词检索系统、越南汉字异体字数据库、越南喃字数据库、越南汉字研究论著检索等。
⑦ 参见何华珍等《越南汉喃碑铭文献的文字学价值》（载《越南汉喃文献与东亚汉字整理研究》），黄莹、何华珍《越南写本文献研究的文字学意义》（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十一辑），2021年。）
⑧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9年。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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