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說文解字》版本研究綜述
2023年6月16日
任健行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4期）
摘要 近四十年来，随着各类善本、学者书札等材料的影印公布，《说文》版本研究日臻细密，不少疑难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说文》版本研究主要包括写本研究与刻本研究。在写本方面，学界的研究重点是《木部》残卷，主要关注点是真伪及底本问题。在刻本方面，学界对宋刻本《说文》的研究较为深入，对清刻本的研究则集中在汲古阁本。版本研究的深入为《说文》文本、《说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扎实基础和新契机。
关键词 《说文》版本；《说文》学史；研究综述
对《说文解字》文本的校订很早即为学界所重视。1唐代李阳冰刊定《说文》，是较早校订《说文》的学者。李氏之后，南唐徐锴校订《说文》，修正前人谬说，撰《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即“小徐本”《说文》。北宋徐铉奉宋太宗命令校勘《说文》，即“大徐本”《说文》。清代同治年间，莫友芝得到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20世纪以来，又发现零星的唐写本《说文·口部》残卷及《说文解字标目》残卷。刻本和写本是《说文》最重要的两大版本系统。近四十年来，随着大量古籍善本、藏书题跋、学者书札等材料的公布，《说文》版本研究日臻细密，取得不小进展。迄今为止，虽有零星论文对《说文》版本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但论述相对简单，收录成果也不够全面。《说文》版本研究既是整理、研究《说文》的基础，也是《说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有必要对这方面的最新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本文就以《说文》的写本和刻本的研究为中心，对近四十年《说文》版本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2
一、《说文》写本研究
在北宋校刻之前，《说文》主要以写本形式流传。现存的《说文》写本主要有《口部》残卷、《木部》残卷以及《说文解字标目》残卷。就版本问题而言，学界的关注点主要有二，一是残卷的真伪问题，二是残卷的底本问题。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1.唐写本《说文》残卷的真伪问题
《口部》残卷共有三种，现藏日本。苏铁戈《〈说文解字〉的版本与注本》、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说文解字〉版本问题》、冯玉涛《〈说文解字〉的版本与流传》四篇论文对口部残卷的内容及价值简单介绍，这说明作者以这些残卷为真。3朱葆华《关于〈说文〉唐写本残卷的一封通信》将三种《口部》残卷与《篆隶万象名义》的篆文比对，指出二者字体相近，《口部》残卷纯为日人所作。同时，朱氏还从字体、行款等方面推测三种残卷当同出一源。4古胜隆一《略论旧写本〈说文〉口部残简》指出现存三种《口部》残简为同一写本所割裂，且其篆形与《篆隶万象名义》相同，而异于大小徐本，由此可判定这三种残卷均为唐写本无疑。5总体而言，《口部》残卷体量较小，递藏源流清晰，学界对其真伪问题争论较少。
《木部》残卷发现于清代，最早对其进行整理研究的是清代学者莫友芝。《木部》残卷为海内孤本，此本的真伪问题很早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清代学者孙诒让就对《木部》残卷的真伪提出质疑，具体内容可参孙氏所著《温州经籍志》。近年来，随着更加清晰的图版的公布，对其真伪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质疑《木部》残卷真伪的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何九盈《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的真伪问题》。6何文从行款、鉴定者等角度入手分析，指出《木部》残卷当属伪造，其观点与孙诒让基本相同。7另外，亦有不少学者认为《木部》残卷为真，相关论述内容丰富，方法也更加多元化。徐时仪《唐写本〈说文〉管窥》将《木部》残卷、《口部》残卷与《正续一切经音义》的相关条目进行对比，指出唐本为真。8梁光华《也论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认为，要想对残卷真伪进行证据确凿的判断，必须有充足的内证。他从“《唐本》说解”“《唐本》字次”“《唐本》反切”“《唐本》避讳、纸质及篆法”四个方面对《木部》残卷的真伪进行了考证，得出《木部》残卷为真本的结论。9沈之杰《试说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帙在清代以前的定位与流传》通过分析米友仁的身份、题跋内容的指向、南宋内府收藏法书的标准等问题，指出宋代内府之所以秘藏《木部》残卷，主要因为残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沈氏认为：“孙氏父子过于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考察‘残帙’真伪，对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定位未予足够的重视，种种质疑自难成立。”10李中华从《木部》残卷的印章、题跋等方面证明了《木部》残卷不可能是清人伪作。11许明德从抄写年代确定为唐代的《口部》残卷和《篆隶万象名义》入手，归纳唐写本特点，并以此作为标准判断《木部》残卷的真伪。通过考察唐写本的字形、字音，许氏指出《木部》残卷与《口部》残卷来源于不同的系统，《木部》残卷并非从全本《说文》中脱出，而是某一书法作品的残卷。也正因为如此，南宋时才将其视为书法作品而藏诸内府。12
李宗焜《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综合了上面几位学者的主要观点，系统分析了《木部》残卷的收藏印记、行款、内容、音系以及字体，在内容、音系、行款等方面，李氏主要采纳前贤观点，指出《木部》残卷为真，这里从略。在收藏印记方面，李氏研究了《木部》残卷上宋、元、明时期的藏印，发现这些印记均与传世真本相同。13在字体方面，李氏将《木部》残卷的小篆与李阳冰所写小篆、《口部》残卷的小篆进行对比，发现三者写法相同之处甚多。最后，李氏指出：“如果真心伪造，直接抄写《说文》小篆是最容易的事，却不可能凭空写出与李阳冰相同的篆文。如果再把日人摹本口部残叶考虑进来，这些日人摹写的本子（或当时遣唐使所摹），带回日本后即未到过中土，中土作伪者如何能够凭空臆造，而居然能与日人摹本如出一辙？这点是验证木部残卷非清人伪造的重要证据。印跋、书势等或尚有足以乱真的一点可能，但造伪者绝无可能向壁虚造却与李篆暗合，除非他能尽得李氏堂奥，而能做到全面的天衣无缝，连说解、音读都能与唐人相合，其所通就不仅‘小学’而已了。”14李宗焜对《木部》残卷的真伪分析综合前人方法、成果又有所创见，对此问题的分析日臻完。经过近百年的争论研究，《木部》残卷为唐代真本当无疑问。
敦煌写本《说文解字标目》为今年来新公布的与《说文》相关的抄本材料。该残卷收录于日本杏雨书屋出版的《敦煌秘笈》中，编号为“羽674”。王栋《日本杏雨书屋藏“说文解字残简”考释》从残卷来源、印章、书法风格、卷次、字形、部序等角度对该残卷的真伪进行了考辨，最终得出该卷极大可能为近代人伪造的结论。15
唐写本反映了《说文》的较早面貌，是研究《说文》的宝贵材料。写本时代的文献往往孤本单传，其真伪问题至关重要。关于《木部》残卷真伪的争论持续近百年，学者们尝试从字体、行款、藏印、题跋、与其他书异同等角度对其进行考订，最终确认《木部》残卷为真。这些争论推动了《说文》木部残卷的研究，学者们所使用的以字体、藏印及类比他书为核心的辨伪方法，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借鉴。学者们对近年新出《说文解字标目》真伪的判定，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总之，不论是持续近百年的《木部》残卷真伪之争还是近年出现的对《说文解字标目》真伪问题的考辨，都是学者们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这些成果既体现了古籍辨伪方法的不断发展，也将《说文》残卷的研究推向深处。
2.唐本《说文》残卷的底本问题
关于残卷所据底本，学界关注的重点是唐本《说文》与李阳冰刊定本的关系。
在《木部》残卷方面，周祖谟从案语、字形、书法风格等三个角度进行研究，指出《木部》残卷所据底本并非李阳冰刊定本。16近四十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有一定进展。李家浩《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为李阳冰刊定本考》指出《木部》残卷中的篆文与李阳冰刊定本大体相同。对于周祖谟提出的《木部》残卷用悬针篆的问题，李氏认为：“李阳冰刊定《说文》，只是对与秦篆不合的篆文做了改写，并没有改变篆文的书写风格。”17李宗焜《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的观点与李家浩相同。
在《口部》残卷方面，学界也有一定争议。许明德认为《口部》残卷中“哀”“啐”等字所从的“衣”作“
”而非“
”。“”为李阳冰刊定《说文》的内容之一，由此断定《口部》残卷产生于李氏刊定《说文》之前。18李宗焜则指出“哀”“啐”等字与李篆不同，可能由于校改未尽。而残卷“噊”的构件“矛”的写法与李阳冰本相同，若抄写者未见过李本，则不可能作出与李本相同的篆形，由此可推知《口部》残卷所据底本也为李阳冰本。19
二、《说文》刻本研究
《说文》为宋代官刻书籍，但在语言文字学整体不受重视的大背景下，《说文》在元、明时期虽有修版，却无重刻。到了清代，学者们开始着力搜求宋刻《说文》，以宋版作为底本重刻《说文》蔚然成风。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等高质量仿宋刻本纷纷面世。20世纪以来，随着石印、影印技术的使用，宋本《说文》的刊印出版更为频繁，质量也更高，这些条件的改善为研究《说文》刻本的版本情况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说文》宋刻本研究
《说文》是北宋官刻书籍，理应有较大的印刷量。但宋元明三代语言文字学不受重视，《说文》全本流传不广。清代小学兴盛，学界校订《说文》的呼声渐高。学者们也开始着力研究宋版《说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段玉裁、严可均、桂馥等。近现代以来，宋刻《说文》的研究取得了不小进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周祖谟、阿部隆一、赵万里、严一萍、高明等。学界对宋刻《说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版本源流及是否有大小字本之别两个问题上。
1.宋刻小字本《说文》的版本源流
现存宋刻《说文》共有八部，前辈学者对其版本源流及递藏情况已有一定梳理，这些内容散见各类书目题跋及书信手札之中。20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对国家图书馆藏丁晏跋本《说文》的版式、递藏、刻工、藏印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详细考证了本书的刻工情况，指出本书当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元代杭州地区修补本”。21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介绍了三种宋刻元修《说文》的收藏、跋文等情况，并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分析。王氏指出，三种宋本虽非同版之书，但同出一源，而三者的刊刻时间最早在南宋初年。22董婧宸《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兼考元代西湖书院的两次板片修补》对比了现存宋刻的裂版、修版、文字、刻工等情况，发现传世宋本《说文》有早修本和晚修本之别。董氏指出：“目前存世的《说文解字》小字本，均为宋元递修本，……该本系南宋前期杭州刻本，祖出北宋国子监刊刻的徐铉校定本，开雕于南宋孝宗年间，南宋后期在国子监经过一次修补版。入元，《说文》书版归西湖书院。……《说文解字》早修本版心下方一般有刻工姓名，保留了较多的早期版本的文字、反切，其修版时间，约在元代大德年间。《说文解字》晚修本经过元代两次修补版，计补刻六页，修版时多剜去原先宋刻乃至元代第一次补刻刻工，并有改用俗字、修改训释、更革反切、剜改墨钉的现象。元代第二次修版，大约在元代后期，距离第一次修版，大约有四五十年。从校勘情况看，元代第二次修版时，《说文》训释的校订较为粗疏，反切的更改尤为拙劣，故晚修本的文本，实逊于早修本文本。”23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前代学者对宋本《说文》的研究，往往只能以影印、复印件作为依据。但影印本毕竟与原书不同，影印过程中也可能会遗漏诸多信息，这些都可能对书籍性质的判断产生影响。董氏通过分析宋本原书，将传世宋刻小字本《说文》归纳为早修、晚修两类，这为深入研究宋本《说文》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宋刻本的流传方面，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旧藏小字本〈说文解字〉源流考述——兼论旧椠〈说文解字〉在乾隆中后期京城学者圈的流传及影响》对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宋葆淳旧藏宋本《说文》在清中期的流传进行了研究。董氏通过藏印及清代学者的书札、日记等材料对该书的收藏、经眼情况进行了考证，指出：“清代乾隆年间，翁方纲、丁杰、桂馥等人在京时，或亲自寓目，或曾过录过宋葆淳旧藏的小字本《说文解字》，并有相关的传录、校勘活动。”24宋刻本是清代学者校勘、研究《说文》的参考和依据，对宋本价值的认知差异也对该书的使用方式产生影响。董氏以某一部宋刻为研究中心，探讨该书的流传及影响，对清代《说文》学史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
2.宋刻《说文》的大小字之别
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指出宋版《说文》可能存在大小字本之别，25此观点影响学界近三百年。随着相关材料的公布与挖掘，学界对宋刻《说文》是否有大小字本之别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曹旅宁《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小字本之别吗？》对传统的大小字之分问题提出疑问。他指出传世宋本《说文》出于同一版刻，其间差异是因为补版时间不同致误，所谓大字本《说文》不可信。26辛德勇《也谈宋刊〈说文解字〉之大小字本问题》从书籍递藏、刊刻流传等角度论证了宋版《说文》存在大、小字本的可能。27王辉《明抄大字本〈说文解字〉底本考论——兼说宋刊〈说文〉是否有大小字之分》详细比对了宋刻《说文》、日本大谷大学藏明代《说文》抄本、汲古阁本《说文》、明刻《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书，指出：“明抄本《说文》的文本与《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分接近，又与一种明刊白口本《五音韵谱》极为相似，于颇多模糊、残缺、错讹处相合，推测当是根据这种白口本或白口本的底本进行抄写改编，其中有所校改，又由于疏忽，出现了新的错讹。所谓宋刊大字本《说文》存在的可能性很小，汲古阁本《说文》所仿，很可能就是明抄本的版式，并以之作为参校本。”28董婧宸的基本观点与王辉相同，并在王氏基础上对赵均抄本的版本依据和编排原则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董氏指出：“赵均抄本并非以宋刊大字本作底本的影抄本，而是依宋本《说文》篆序，据明刻甲本《五者韵谱》转抄的改编本。因此，清人推测的与赵均抄本类似的所谓‘宋刊大字本’也并不存在。”29上述观点中，王、董二位均目验过明抄本《说文》，并将其与宋刻本《说文》、明刻本《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书进行了详细比对，所得结论也较为可信。赵均抄本《说文》是清代汲古阁本《说文》的底本，汲古阁本在清代影响颇大，弄清宋刻《说文》是否有大小字本之别，对研究《说文》版本以及《说文》在明清之际的传播意义深远。
（二）《说文》清刻本研究
在清代刊刻的《说文》中，较有代表性的版本有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陈昌治本等。清刻虽然易于获得，但多以宋本为底本且校勘精善，是学术意义上的善本。且清代能有幸获睹宋本的学者不多，大部分学者研究《说文》，仍以清代刻本作为主要参考。直至今日，我们使用《说文》仍以清刻为主。因此，厘清清刻本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是研究清代《说文》学史的重要内容。
1.汲古阁本研究
在诸多清刻本中，汲古阁本出现较早且被多次翻刻，是清代最常见的《说文》刻本之一。段玉裁、王念孙、孙星衍等学者均对汲古阁本有所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近四十年来，学者们在汲古阁本的刊刻源流、底本选择等问题上有了更为深入的探讨。30
潘天祯《毛扆五次校改〈说文〉说的考察》指出汲古阁第五次校改本不可信，原因有三，一是毛扆校改本的出现太过突然，二是毛扆题跋的时间是顺治十年，此年毛扆仅十四岁，无法多次校改《说文》。第三，顺治十年汲古阁《说文》并无初印本，毛氏无法在其上进行修改。31潘氏《毛扆四次以前校改〈说文〉说质疑》认为汲古阁第三、四次校改本不可信，正因为如此，淮南书局翻刻的汲古阁第四次校改本《说文》自然也不可信。32潘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讨论了汲古阁本的刻成经过、三种汲古阁初印本的特点、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的疏失以及淮南书局翻刻本、椒华吟舫本《说文》所据底本等问题，其观点与前两文基本相同。33孔毅《汲古阁刻〈说文解字〉略考——兼与潘天桢先生商榷》认为潘天祯提出的汲古阁五次校改本《说文》为伪作的观点有误，并对南京图书馆藏本《说文》及毛扆校改《说文》的功过进行了评价。34杨成凯《汲古阁刻〈说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议》对潘天祯提出的疑问进行了逐一考证，最终得出结论：“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所见毛斧季第五次校改本并非伪本，淮南书局刻本所据确为段玉裁所见的毛斧季第五次校改本，并非伪托之作。”35潘天祯、孔毅、杨成凯三位学者的论文围绕汲古阁本的校改问题进行讨论，推动了汲古阁本的研究，也体现了《说文》版本研究的不断深入。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结合前贤研究成果和书籍实物对汲古阁本的源流进行了全面梳理。他将汲古阁原刻本分为“试印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后印本”，并对这些版本的特点进行了简要描述，归纳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版本谱系。36张宪荣、周晓文《毛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刊刻源流新考》提出“原刻本”这一概念，指出在毛扆刊刻《说文》之前，毛晋已将《说文》刊刻上版，这一版本就是“原刻本”。毛扆校订了“原刻本”的错讹，并刊刻出版，即为“初刻本”。同时，张文还归纳了“原刻本”的五个特点。张宪荣、周晓文的论文细化了汲古阁本研究，对研究传世的汲古阁诸本《说文》有一定价值。37董婧宸《毛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版本源流考》主要考证了汲古阁本的刊刻背景、印次、底本选择。在印次方面，董氏指出汲古阁本可分为试印本、初印本、剜改本等不同印次，并对每个印次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在底本方面，董氏认为汲古阁本使用的底本是明刻《五音韵谱》，详见上文。38汲古阁本是清代前中期流传最广的《说文》版本，搞清其刊刻源流及底本问题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除了版本源流的研究之外，不少学者也对汲古阁本的优劣进行了探讨。叶铸漩《大徐〈说文〉汲古阁本与王昶所藏宋本版本异同考》从“版面形态差异”“版刻字体”“正文内容”等三个角度对比了汲古阁本与王昶所藏宋本的优劣，得出汲古阁本所据底本优于王昶本的结论。39叶氏通过比对不同版本，重新发掘汲古阁本的价值，这是有意义的尝试。但毋庸讳言，叶文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成熟。例如，《说文》“玉”字条说解，汲古阁本作“尃”，王昶本作“専”，叶氏认为汲古阁本更为合理。我们认为，“専”即“專（专）”字。汲古阁本与王昶本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専”和“專（专）”哪个更为合理的问题。国家图书馆影印《宋本说文解字》“玉”字条作“専”。40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指出：汲古阁初印本“尃”作“專（专）”，“尃”为汲古阁本修订时依小徐本剜改。41由此可见，与汲古阁本相比，王昶本更接近大徐原本。叶氏使用汲古阁剜改本与宋本进行比对，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有一定的偏差。与叶铸漩类似，山东大学周艳茹的硕士论文《汲古阁本〈说文解字〉文本研究——以与平津馆本对比为视角》将汲古阁本与平津馆本进行了对校。42经周氏统计，汲古阁本是，平津馆本非者293条。汲古阁本非，平津馆本是者82条。汲古阁、平津馆本皆非，他本是者16条。由此，周氏得出汲古阁本较平津馆本更为精善也更便于使用的结论。汲古阁本与平津馆本均为清代比较流行的《说文》刻本，周氏对这两个本子的优劣进行了全面核查，这是有价值的工作。但我们查检了100条周氏认为“汲古阁本是，平津馆本非”的校记，发现这些校记中，周氏标注“图本同平本”者86条。43换言之，在100条材料中，有86条平津馆本与宋本相同，而与汲古阁本不同。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条目全部归结为平津馆本有误，这是值得讨论的。孙星衍在《孙氏重刊宋本说文序》中指出：“今刊宋本，依其旧式。即有讹字，不敢妄改。庶存阙疑之意。古人云：‘误书思之，更是一适’，思其致误之由，有足正古本者。”44孙氏刊刻《说文》意在存古，即便发现误字也不径自更改，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存古本面貌。也正因为如此，平津馆本与国图影印《宋本说文解字》才会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如果从保存宋本原貌的角度来看，平津馆本当优于汲古阁本。评价版本的优劣不能简单以文字正讹为准，当从版本的刊刻背景、刊刻旨趣、版本的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叶、孙两文对此方面的尝试是非常有价值的，其成果也多有可借鉴之处，但其对《说文》版本优劣判断不够全面也是毋庸讳言的。
2.平津馆本与藤花榭本研究
平津馆本与藤花榭本是继汲古阁本之后刊刻的两种仿宋本《说文》。与汲古阁本相比，这两个版本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这里将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讨论。
平津馆本刊刻精善，享有盛名。清代学者陆心源、叶德辉，近现代学者周祖谟、王贵元、张玉范等均对此本有过介绍。学界对平津馆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底本问题上。北京大学潘妍艳硕士论文《孙星衍山东幕府研究》指出孙氏最初计划以王昶所藏宋本为底本，但最终以额勒布藏本为底本进行刊刻。45董婧宸《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考论》梳理了平津馆本的刊刻缘起、底本选择等问题。在刊刻缘起方面，董氏指出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的出版直接促使清代学者开始关注《说文》版本差异和宋本《说文》的独特之处，平津馆本的刊刻回应了学界对宋本《说文》的迫切需求。在底本选择方面，董文考证了相关书札和序跋，认为孙星衍在嘉庆年间同时得到了王昶藏宋刻《说文》的影写本和额勒布藏宋本《说文》，他最终选用额勒布本作为底本。而孙星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原因有二：其一，孙氏发现王昶本与额勒布本差异不大。其二，王昶本曾经人描写，额勒布本更接近宋刻原貌。另外，董氏通过对比平津馆本与额勒布本的异同，发现平津馆本虽然尽可能完全仿照额勒布本，但在刊刻过程中仍产生了一些讹误，这是平津馆本与额勒布本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46山东大学李月明的硕士论文《〈说文解字〉文献研究两种》对平津馆本的刊刻过程及校改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刊刻过程方面，李氏观点基本与董婧宸相同，这里从略。在校改情况方面，李氏主要讨论了平津馆本对底本的校改及对底本的特殊处理。如上文所言，平津馆本在刊刻时虽然尽可能仿照宋本，但仍与宋本有一定差异，李氏的论文就对这些差异进行了研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47但李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判断存在失误。例如，“䒹”字说解，平津馆本作“从艸耒”，国图本作“从艸𦓤”。李氏认为“𦓤”是“耒”的形近讹字。检《龙龛手鉴》卷三“𦓤”部即“耒”部，部内“耒”字即“耒”旁均写作“𦓤”，韩小荆《可洪音义异体字表》中“耒”“诔”二字写作“𦓤”“⿰言𦓤”。因此，将“𦓤”当作“耒”的异写字更为合理。
藤花榭本由清代藏书家额勒布主持刊刻，前辈学者对其所据底本有一定争议。李致忠《宋版书叙录》指出其底本是带有丁晏跋文的宋元递修本《说文》。48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问题》则认为藤花榭与丁晏跋本有较大差距，所据底本应当另有来源。49申红义《从避讳字看藤花榭本〈说文解字〉的版本来源》考察了藤花榭本的避讳字情况，指其所据底本并非丁晏跋本，而另有所据。50董婧宸《藤花榭本〈说文解字〉底本及校刊考》对比了藤花榭本与早修本、晚修本、汲古阁剜改本等诸多版本的异文，指出藤花榭本写样时的抄录底本为早修本《说文》，但因为藤花榭本在刊刻时存在校改，这使得藤花榭本的文字有一部分又与晚修本相同。董氏又对比了藤花榭本与汲古阁剜改本、《汲古阁说文订》等书的异同，最终得出结论：“嘉庆十二年（1807）额勒布主持刊刻的藤花榭本《说文解字》，是在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影响下的《说文》刊本，其主要底本即额勒布旧藏的宋早修本《说文解字》。在具体刊刻中，藤本在承袭底本外，将底本并不统一的宋讳字，统一改作缺笔，并曾以毛剜改本及《说文订》中所举的‘宋本’异文校改了部分篆形和说解。最终，藤本的行款大体依照宋早修本《说文》，而篆形和说解则与《说文》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毛剜改本互有出人，实为综合了不同版本系统后的校改本”。51
平津馆本与藤花榭本版面清朗、校勘精善，是清代《说文》刻本中质量较高的两种，也正因为如此，前辈学者对这两个版本关注较少。实际上，这两个本子的校刊梓行反映了当时学界的学术倾向及学术诉求，应当予以重视。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这两个本子的底本及刊刻源流，这些成果使清代《说文》学史的研究更加完善。但整体而言，与汲古阁本相比，学界对平津馆本和藤花榭本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这也是我们日后的努力方向。
清人治《说文》往往从版本入手，以段玉裁为例，在《说文解字注》之前，段氏先撰有《汲古阁说文订》，而《汲古阁说文订》的撰写基础则是对各传世《说文》版本的深入研究。段氏之外，桂馥、朱骏声、王筠、严可均等学者也均采取类似的研究方法。可以说，版本研究是进一步研究《说文》文本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近年来的版本研究成果会为今后更深入研究《说文》奠定良好基础。在未来的研究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各版本《说文》对学界的影响及流传情况还有待深入研究。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旧藏小字本〈说文解字〉源流考述——兼论旧椠〈说文解字〉在乾隆中后期京城学者圈的流传及影响》一文考察了一部宋本《说文》对清中期学术圈的影响，已经涉及到了此问题，但这类成果还较为稀缺。其二，学界对清刻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汲古阁本上，对其他版本研究还略显薄弱，且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版本源流，对各版本的差异关注较少。虽然已有一些论文尝试对此进行梳理，但整体看来还显得不够成熟，成果也有待完善。
注释
1、为行文方便，本文所引诸本，《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说文解字系传》简称“《系传》”。唐写本《木部》残卷简称“《木部》残卷”，唐写本《口部》残卷简称“《口部》残卷”。汲古阁刻本《说文》简称“汲古阁本”，平津馆刻本《说文》简称“平津馆本”，额勒布刻本《说文》简称“藤花榭本”。本文涉及其他版本均简称作“某某本”。除去上述简称之外，引用其他学者论文中的简称均以脚注形式标明。
2、近四十年来出版的一些通论性质的著作如黄天树《说文解字通论》、万献初《〈说文〉学导论》等均对《说文》版本有所论述，这体现了学者对《说文》版本的重视。但因为这些著作以介绍为主，相对简略。因此，本文对这些著作的观点收录较少。
3、苏铁戈：《〈说文解字〉的版本与注本》，《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7年第4期；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9年第6期；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 2002年第5辑；冯玉涛：《〈说文解字〉的版本与流传》，《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4年第4期。
4、朱葆华：《关于〈说文〉唐写本残卷的一封通信》，《中国文字研究》 2001年第2辑。
5、古胜隆一：《略论旧写本〈说文〉口部残简》，《许慎文化研究（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
6 何九盈：《唐写本〈说文 ·木部〉残卷的真伪问题》，《中国语文》 2006年第5期。除何九盈外，李海英（ 2007）也持相同观点。因为何、李二位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此处不再赘述。
7、何氏指出：“最早断言唐写本《说文 ·木部》残帙为赝品的学者是同治三年（ 1864）年仅十七岁的孙诒让。由于百年来相关材料从未公诸于世，故孙氏的质疑与断语学界不得而知。”我们认为，何氏的这一论断存在一定问题。孙诒让对唐写本《说文》的质疑可见其所著《温州经籍志》中，我们对比了《温州经籍志》与《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中的相关内容，发现二者大同小异。《温州经籍志》定稿于 1877年， 1921年即刊刻出版，不得谓百年来不为语言学界所知。颇疑《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中的相关论述也是录自《温州经籍志》，何先生误认为《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中的相关材料为首次披露，这不能不说是何氏的疏忽。
8、徐时仪：《唐写本〈说文〉管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1期。
9、梁光华：《也论唐写本〈说文 ·木部〉残帙的真伪问题》，《中国语文》 2007年第6期。
10、沈之杰：《试说唐写本〈说文 ·木部〉残帙在清代以前的定位与流传》，《中国语文》 2007年第6期。
11、我们未见到李中华的论文原本，李氏的观点归纳自李宗焜《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上海：中西书局， 2015年，第22页。
12、许明德：《重探〈说文 ·木部〉的真伪问题——从口部残卷与〈篆隶万象名义〉的比较谈起》，《书目季刊》 2013年第2期。
13、内容方面，李氏主要采用周祖谟、梁光华的观点。音系方面，主要采用周祖谟的观点。行款方面，主要采用许明德的观点。
14、李宗焜：《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第25页。
15、王栋：《日本杏雨书屋藏“说文解字残简”考释》，《古汉语研究》 2021年第2期。
16、周祖谟：《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1966年，第725-727页。
17、李家浩：《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为李阳冰刊定本考》，《文史》， 2003年第1辑。
18、许明德：《重探〈说文 ·木部〉的真伪问题——从口部残卷与〈篆隶万象名义〉的比较谈起》，《书目季刊》 2013年第2期。
19、李宗焜：《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第18页。
20、具体内容可见董婧宸：《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兼考元代西湖书院的两次板片修补》，《励耘语言学刊》 2019年第1期。
21、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年，第277页。
22、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9年第6期；
23、董婧宸：《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兼考元代西湖书院的两次板片修补》，《励耘语言学刊》 2019年第1期。
24、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旧藏小字本〈说文解字〉源流考述——兼论旧椠〈说文解字〉在乾隆中后期京城学者圈的流传及影响》，《版本目录学研究》 2018年。
25、小字本《说文》指半叶十行本，现存的宋刻《说文》多为小字本。大字本《说文》指半叶七行本，只有明代赵均的影抄本传世，汲古阁本《说文》即据明抄本刊刻。
26、曹旅宁：《宋刻本〈说文〉真有大小字本之别吗？》，《读书》 2014年第1期。
27、辛德勇：《也谈宋刊〈说文解字〉之大小字本问题》，《书品》 2014年第2期。
28、王辉：《明抄大字本〈说文解字〉底本考论——兼说宋刊〈说文〉是否有大小字之分》，《文史》 2020年第2期。
29、董婧宸：《毛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版本源流考》，《文史》 2020年第3期。
30、在底本选择方面，学界素有大小字本之争。具体研究情况可见上节，此处从略。
31、潘天祯：《毛扆五次校改〈说文〉说的考察》，《图书馆学通讯》 1985年第2期。
32、潘天祯：《毛扆四次以前校改〈说文〉说质疑》，《图书馆学通讯》 1986年第3期。
33、潘天祯：《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国家图书馆学刊》 1997年第2期。
34、孔毅：《汲古阁刻〈说文解字〉略考——兼与潘天桢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89年第2期。
35、杨成凯：《汲古阁刻〈说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议》，《北京高校图书馆学刊》 1998年第4期。
36、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实例编》，上海：中西书局， 2015年， 347-349页。
37、张宪荣、周晓文：《毛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刊刻源流新考》，《励耘语言学刊》 2019年第1期。
38、董婧宸：《毛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版本源流考》，《文史》 2020年第3期。
39、叶铸漩：《大徐〈说文〉汲古阁本与王昶所藏宋本版本异同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7年第6期。
40、（汉）许慎：《宋本说文解字》卷 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年，第22页。
41、（清）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卷 1，《段玉裁全书》第2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年，第209页。
42、周艳茹：《汲古阁本〈说文解字〉文本研究——以与平津馆本对比为视角》，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2018年。
43、平本指“平津馆本”，图本指“国家图书馆影印《宋本说文解字》”
44、（汉）许慎《说文解字》卷首，中华书局， 2019年，第1页。
45、潘妍艳：《孙星衍山东幕府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2012年。
46、董婧宸：《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考论》，《励耘语言学刊》 2019年第1期。
47、李月明：《〈说文解字〉文献研究两种》，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2020年。
48、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第275页。
49、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 2002年第5辑。
50、申红义：《从避讳字看藤花榭本〈说文解字〉的版本来源》，《古籍研究》 2017年第1期。
51、董婧宸：《藤花榭本〈说文解字〉底本及校刊考》，《励耘语言学刊》 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