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年鑒2022：漢語音韻學研究綜述
2023年8月21日
2021年度汉语音韵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各分支方向的研究稳步发展。本年度汉语音韵学研究分为五大部分进行概述：一、上古音研究；二、中古音研究；三、近代音研究；四、有关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及学术史研究；五、学术著作出版和重要学术会议。
一、上古音研究
（一）上古韵部及《诗经》用韵研究
王兆鹏的《上古韵部小类次序研究——以出土古文字通假例为依据》（《古汉语研究》第1期）和《上古出土文献韵部亲疏关系》（中华书局）注重利用出土文献及古文字通假材料来探究韵部之间的语音关系，对《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中的异文通假材料进行了穷尽式的筛选整理与统计分析，根据通假频次的统计结果判定上古三十韵部之间的亲疏关系，最终确定的韵部对转关系与王力《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基本一致，印证了上古韵部分十一小类的正确性，并为明确旁转关系调整了韵部小类的排列次序。
黄易青、胡佳佳《从〈诗经〉四等相押看古韵主元音分布和介音分类》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通过对《诗经》用韵四等七类相押的统计分析，重新审视了上古主元音分布、介音分类及音读等问题，并印证了前贤关于历时音变规律的若干主张。魏鸿钧《〈诗经〉用韵的数理统计分析》 [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运用数理统计法重新检视《诗经》用韵，并据此讨论了“脂微”“质物月”“冬东”“真文”的分部依据、中古去声字的上古归部等问题。
（二）上古声母研究
边田钢《上古汉语清鼻音声母音位化构拟新探》（《中国语文》第2期）探讨学界争论较多的上古汉语清鼻音声母问题。该文以《广韵》这个封闭系统的谐声例证为主要材料，并结合通假、异文、古文字等上古文献证据，分析并检验各声母的分布条件，将前人所构拟的多套声母音位化构拟为一套图片，认为各部位清鼻音通过条件音变分化为中古清擦音、次清塞音声母。
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通过对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字的系统考察与辨证，探究上古声母研究中与特殊谐声字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该书全面收集韵书、音义书所记录的中古音切，并结合经师音注、假借、异文、同源词等文献内证材料，考察了牙喉音与章组、端知组、精庄组、帮非组之间的特殊谐声字在上古时期的语音面貌，发现真正的特殊谐声字数量不多，并且相当一部分特殊谐声字的产生与系统性的历史音变无关。该书认为绝大多数特殊谐声字的读音在上古已形成，当是单辅音声母，复辅音构拟在解释上古汉语的内证材料、以意义区分的异读现象、历史语音的发展演变及音系的声韵配合上存在矛盾。
郑妞《从古代方语差异再论上古晓母和心母相通》（《长江学术》第3期）通过对《经典释文》等音注材料中不同注家注解的整理分析，指出上古晓母与心母的纠葛与s-前缀无关，而是因为晓母字以细音为条件演变为心母，此变化在上古可能已经存在，在汉魏晋时期则存在方言的区分。
（三）上古声调研究
刘鸿雁、马毛朋《论段玉裁的“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兼论声调源于韵尾假说》（《语言学论丛》第63辑）指出段玉裁关于上古汉语声调的重要论述“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总体上是正确的，汉语声调源于韵尾的假说在解释上、中古异调字问题上存在逻辑困境。张树铮《从语气词看上古汉语的调类和调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根据上古汉语中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的句调与语气词的字调之间的对应关系，推断上古平声是升调或高调，上声是降调或低调，且上声和阴声韵没有塞音尾。南小兵《关于清儒对上古声调中“去入关系”的再讨论——从“鼻”字方音说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考察了“鼻”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读入声的区域分布情况，指出其字音可能是上古入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遗留，强调了现代方言材料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性。
（四）上古方音研究
胡森、王兆鹏《从楚简帛通假字论战国楚音韵部的排序》（《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以楚简帛通假字为材料探讨战国楚音系的韵部排序问题。该文对《楚简帛通假汇释》和《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所收录的通假用例进行统计、归纳与分析，根据异部通假频次所反映的音转关系确定韵部之间的亲疏，并重新排列了韵部的次序。
贾海生、张懋学《岐周方音在安大简〈关雎〉中的遗存——关于教通芼或覒的解释》（《汉语史学报》第25辑）讨论《诗经·周南·关雎》不同版本中的“教”“芼”“覒”能否相互通假的问题。该文指出“教”与“图片”为一字，“图片”在《集韵》中有北角切一音，据此音上溯并推断先秦岐周方音中“图片”与“教”属明母字或带鼻冠音，因而能与《毛诗》《韩诗》中的“芼”“覒”构成通假关系。
（五）汉藏语同源词、借词研究
王艳春《汉藏语音韵对应研究——以杨福绵汉藏音韵研究成果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并整理了杨福绵所撰写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系列论文，从中归纳同源词并汇编为《杨福绵汉藏语同源词谱》，参照斯塔罗斯金、郑张尚芳的上古音体系对杨福绵同源词的声母对应情况和韵母对应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上述同源词的音韵对应关系及其规律做了总结。
曹亚北《上古汉语中的“犊”是借词吗？》（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2期）根据先秦出土文献中的用例确定“犊”的始见时代，在此前提下借助谐声、通假、异文等材料考察“犊”的上古音，并借鉴有关定母字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犊”与阿尔泰语首辅音为t的词不构成语音对应，因而“犊”并非阿尔泰语借词。
王丹《日语训读与上古汉语字音对应例析》（《语言研究》第3期）提出日语训读中的少数字借自上古汉语，考察它们与上古汉语字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为上古汉语复辅音、*-s与去声的关系、阴声韵是否有塞音韵尾等问题提供佐证，从训读到音读的对音材料也有助于探究从上古到中古的音系演变脉络。
（六）关于具体字的古音构拟、上古时期的语音演变等问题的讨论
马坤《论“黽”及相关诸字之古读及形体演变》（《中国语文》第1期）据古文字材料梳理从“黽”诸字的形体源流，分别考察三类“黽”字的押韵、谐声和通假情况，在此基础上针对“黽”字的形音义对应关系和古音构拟提出了新看法，还顺带讨论了“兴”“寻”“孕”等相关诸字的形体和古读。李豪《结合古文字和文献用字论“兕”“弟”“雉”等字的上古声母》（《出土文献》第1期）通过考察“兕”“弟”“雉”等字的战国文字字形和文献用字情况，重新审视了新派古音学家对这些字的上古音构拟，认为它们的上古声基都是*l-。作者强调要充分利用古文字字形和典籍的通假异文材料来推进上古音研究，并及时关注新的研究成果。
蒋冀骋、席德育《〈说文〉“省声”“读若”所反映的语音演变》（《古汉语研究》第1期）通过考察《说文》“省声”“读若”等音注材料，论证了一系列从先秦到汉代的重要语音演变：东汉时期章系已从端系分出、喻四已从定母分出、部分长入字已变为去声，等等。
二、中古音研究
（一）中古声母研究
石慧《〈广韵〉庄组特殊反切现象试释》（《中国语文》第5期）探讨《广韵》庄组三等字可用其他声母字做切下字，却不能做其他声母字的切下字这一特殊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反映了庄组三等字除i介音外还有一个其他介音，并从庄组的上古来源、两类重纽的语音区别、庄组与两类重纽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庄组三等字的介音应拟为-ri-。作者基于对上述现象的分析，归纳出一条反切原则：带有某类介音的字不做不带这类介音的字的切下字，但可用不带这类介音的字做切下字。李广宽、陆燕《从〈碛砂藏〉随函音义看唐宋时期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路径》（《语言研究》第1期）指出《碛砂藏》随函音义所显示的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路径是庄章先合，再与知合，与唐宋时期的一般情况相符；根据其中的音变细节来反思敦煌俗文学别字异文和史炤《资治通鉴释文》的情况，认为别字异文材料中庄组字与知章组字代用例少是因为缺少对等音节，不能说明知章两组先合并，史炤《资治通鉴释文》知二庄与知三章的分组趋势也不能说明它们分别合并，这很可能是三组声母已合流、满足洪细分组条件之后的表现。
有关中古方言声母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唐宋西北方音。邓强《晚唐五代西北方音云、以、影三母的关系》（《语言研究》第2期）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中晚唐五代写卷中的别字异文材料考察了云、以、影三个声母之间的关系。该文认为在晚唐五代西北方音里云母和以母的关系较密切，但未完全合并，云影之间、云以之间则只是部分字相混，总的来说三个声母仍各自独立为一类。李华斌《敦煌写卷的疑母字声母脱落现象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指出敦煌材料及其他唐五代时期的音注材料都显示疑母的脱落是从晚唐五代西北方音开始的，敦煌写卷的疑母字尚在变化初期；甘陕晋方言疑母字的今读与唐五代西北方音构成对应关系；疑母字脱落的原因是在高元音i、u、y前发生了条件音变。李华斌《泥来不分和唐宋西北方音》（《语言研究集刊》第28辑）认为敦煌蒙书注音、梵汉对音、异字别文、佛经音义及西夏文汉字对音等材料都表明唐宋西北方音中泥来不分；今甘陕晋宁的泥来不分，局限于山西的南区和陕西的西府等地，与唐宋西北方音有整齐的对应关系；庐陵、西蜀、京山等地的泥来不分则并非继承自唐宋西北方音；唐宋西北方音的泥来二母应是同一音位的自由变体，其音值尚不能确证。
（二）中古韵母、声调及诗词用韵研究
李存智《〈切韵〉系韵书韵类与o、a元音韵系》（《台大中文学报》第72期）通过检视*o、*a韵系各韵在《切韵》系韵书中的排序，探究其中存在的音韵类型差异及其所透露的语音史信息，据此说明o、a元音韵系的历史演变，并结合汉语方言比较的成果重建了上古韵部的*o、*a韵系。
声调方面的研究有余忠《“不”字入声读音考》（《语言学论丛》第63辑）通过考察字书、韵书和诗词押韵的材料，提出“不”读入声始于北宋初期，来源为“不”的阴声韵增生塞音尾，而非来源于“弗”，原因在于先秦至唐宋文献“不”的用量远超“弗”，且北宋“不”的入声读音为帮母合口一等，与“弗”非母合口三等不同。结合近体诗律考察声调的研究有程悦《“判花”考》（《文献语言学》第12辑），该文根据字书、韵书和诗词押韵材料，提出“判”读平声和读去声时“判花”对应不同的意义，读平声表示赏玩花木，读去声表示签署花押，并认为唐代律诗中的两例不易解释的“判花”应当属于前者，不存在出律问题。
关于诗词用韵的研究有李蕊《从唐代近体诗用韵看〈广韵〉“独用”“同用”例》（《汉语史学报》第25辑）和《唐代古体诗韵部演变考》（《古汉语研究》第1期）。前者系统整理了唐代近体诗用韵情况，并与古体诗用韵进行比较，据之归纳并呈现唐人功令的面貌，进一步论证了《广韵》的“独用”“同用”例正是承袭唐人功令而来。后者系统考察了唐代古体诗的用韵情况，对其韵部进行系联和归纳，发现韵部数目由初唐37部，经中唐32部，减至晚唐30部，由此可看出韵部系统在有唐一代的简化趋势。
（三）《切韵》音系性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音系基础一直是中古音研究的重要课题，本年度又有新的进展。孙玉文《〈切韵序〉试读兼及〈切韵〉音系性质问题》（《修辞研究》第6辑）通过对陆法言《切韵序》的分层释读，探讨《切韵》的分韵原则、操作办法和编纂理念，论证了《切韵》音系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后口语基础上形成的尽量求分的读书音系统，其音系基础不是金陵方言或洛下方言，但音值受两地的影响应该较大。侍建国《从〈切韵序〉〈音辞篇〉看陆法言、颜之推的“正音”观》（《语言学论丛》第63辑）通过比较《切韵序》和《颜氏家训·音辞篇》对于南北声母、韵部及古今语音差异的论述来审视《切韵》音系的性质，认为它是一个表示音类差异的规范系统，反映了陆法言、颜之推心目中的语音规范理念，无法根据《切韵》归纳出一个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单一音系”。
据《切韵序》所言，《切韵》一书孕育于隋文帝开皇年间的“长安论韵”。关于“论韵”的确切年份，学界众说纷纭。鲁国尧《语学与史学的会通——三十而立，再证“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古汉语研究》第3期）一文运用考据语史学的方法，重新论证了长安论韵的时间应为开皇六年，并提出“以今例古法”“知人论世说”“齐一律”等新见。
（四）《切韵》系韵书的整理与研究
对《切韵》系韵书进行整理、点校的著作有徐朝东《切韵汇校》（中华书局）和蔡梦麒《广韵校释》（中华书局）。《切韵汇校》以故宫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为底本，将王一、王二本收入并汇校。《广韵校释》以泽存堂本为底本并参校诸本，以前代韵书订正《广韵》的语音系统，并注明了每个小韵的中古拟音（王力系统）和每个字头的现代汉语拼音。
在韵书研究领域，《广韵》的异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赵庸《〈广韵〉俗字所生假性异读札记四则》（《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考察了“趍”“墤”“痳”“㿷”四字的异读情况，指出此类现象表面上是一个字形有多个读音，实际上是“同形字本自有不同读音”，不能构成真正的异读关系。
现存各类唐五代韵书残卷的性质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丁治民、李惠超《论四种敦煌韵书残叶之性质》 [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通过对斯五九八〇、伯三七九九、斯六一五六、斯六〇一二这四种残卷的仔细考察与疏证，论证了它们的性质应为“增训加注字”类《切韵》。
此外还有从文字学角度考释韵书疑难字或从文献学角度探讨《切韵》系韵书成书、流布过程的论文，如刘亚丽《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疑难字考释》（《语言研究》第3期）、李子君《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大宋重修广韵〉与〈钜宋广韵〉考实》（《文献语言学》第12辑）等。
（五）其他中古韵书及音注材料的整理与研究
席德育、蒋冀骋《同形字与〈集韵〉又读考辨》（《语言研究》第2期）选取《集韵》中的20个字（图片、籴、餐、囋、图片、巂、鳺、疣、搉、瘥、疔、疹、痏、图片、㙁、麑、㢁、摼）进行考辨，认为其异读的形成原因是编撰《集韵》时用读音来区分代表不同词的同形字。
张冰《〈经典释文〉同义异读字之“或音”“一音”考》（《语言研究》第1期）针对《经典释文》中涉及“或音”“一音”的同义异读字的注音情况做了专门考察，并与中古时期其他韵书及音注材料中的相关记录进行对比，认为陆德明是按照“典籍常用、会理合时”的标准对这些字的多个读音进行判定和取舍的，被认定为“或音”“一音”的读音大体有四种来源——方俗音、古音、由异文或异源产生的读音、北方音。储丽敏《从新反切层的角度看敦煌残卷〈周易音义〉性质》（《汉语史学报》第24辑）基于对今本《经典释文》反切结构的认识，对比分析了敦煌残卷本和今传宋本《周易音义》中“可比勘反切首音”的类型和层次，据此推测二者所据祖本十分相近；从历时和共时角度逐一考察了目前可得的音义材料所体现的新反切层，据此认为上述两个版本的《周易音义》在唐代就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勘改。
对其他重要的音注材料进行整理或研究的论著还有：张冰《王念孙〈广雅疏证〉与〈博雅音〉校文对〈博雅音〉语音研究的作用》（《中文论坛》第10辑）、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中的遇摄特殊音切考》（《语言研究》第1期）、万献初《汉书音义研究》（中华书局）、廖秋华《〈史记索隐〉中的新型反切结构》（《语言研究》第2期）、廖秋华《从胡三省自注反切与征引反切的比较看他的审音标准》（《汉语史学报》第24辑）、黄仁瑄《续一切经音义校注》（中华书局）、辛睿龙《〈广弘明集〉历代佛经音义校读举例》（《语言研究》第3期）、李华斌《敦煌写卷佛经音义疑难字考释六则》（《中国文字研究》第33辑）等。
（六）对音、汉字音材料与中古音研究
利用域外对音、汉字音等材料来探讨汉语音韵问题也是本年度研究热点之一。
梵汉对音材料很早就被视为研究中古音的重要材料。李建强《〈涅槃经〉三个译本e、ai字母对音透露出的语言文献问题》（《汉语史学报》第25辑）比较了梵文字母e、ai在《涅槃经》三个译本中的对音差异，认为所用对音字的异同反映了中古齐韵系字的上古来源及其演变历程。余柯君《四种〈大身咒〉齿音声母的比较研究》（《语文研究》第2期）尝试从历时的角度观察并分析梵汉译音系统。该文比较了四种《大身咒》齿音声母字的对音差异，认为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涉及对音风格差异、基础方音差异和历史语音发展三个方面。向筱路《辽代慈贤译〈白伞盖陀罗尼〉韵母对音研究》（《汉语史学报》第25辑）对慈贤译《白伞盖陀罗尼》的韵母对音情况进行观察与分析，认为可从中发现11世纪辽代北方汉语的若干语音特征，如“舌尖前元音可能已产生”“宕摄入声字出现文白异读”“三、四等字有i介音”“入声韵尾有弱化”等等，继而指出“宕梗两摄阳声韵尾消变”的现象可能是慈贤译经承袭不空译经音系的表现，强调应注意剔除唐以后译音材料中的存古现象。
郑伟《中古汉语几种韵母特点在汉越语中的反映》（《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通过对越南汉字音材料的考察来探究中古时期的几种韵母特点，认为来自上古鱼、侯两部的虞韵字读-ua，来自上古歌、佳两部的支韵字读-ia，麻、佳同韵读-e/-ue，尤、幽总体相混，幽韵表现并非重纽四等，梗摄二等庚、耕韵字读-anh，三等庚、清韵和四等青韵读-anh或-inh，觉韵读-ac，药韵读-u’o’c。该文着重讨论了上述特点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强调汉越语资料对中古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蔡欣然《汉语、日语传承汉字中古异读的差异性比较》（《中国文字研究》第33辑）以中古音为参照，对比汉语和日语在中古异读字读音取舍上的差异，认为据此可以间接证明汉语语音的历史事实。
三、近代音研究
（一）近代声母研究
在近代声母研究中，对中古知庄章声母分合情况的研究占重要地位。张玉来《〈中原音韵〉古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分布及其语音分析》（《语文研究》第3期）讨论了《中原音韵》音系中古知庄章声母分布的处理方式，认为《中原音韵》音系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所呈现的“知二庄拼洪音、知三章拼细音”的基本格局反映了真实的语音差异，从历时演变上看用两套音值、两套音位的处理方式更为合理。亓文婧、林珈亦《知庄章三组声母在〈青郊杂著〉中的发展》（《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0辑）认为《青郊杂著》古知庄章三组声母以洪细为条件可分为知二庄和知三章两类，音变通过共时系统内一词两读实现。
关于近代音官话声母的研究成果有王振《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的读音类型及其历史演变》（《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和刘宇《从〈三国志宗寮〉对音看东北官话尖团音合流的时间》（《方言》第2期）。前者根据明清时期的对音和现代方言，总结了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的条件、方向和类型。后者根据满汉合璧本《三国志宗寮》中人名的满汉对音，考察细音前见晓组声母和精组声母的腭化情况，认为东北官话的尖团合流开始于十七世纪初期（明末），到十七世纪中期尖团音合流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对方言声母的研究有段亚广《北京话和汴洛方言“客”字腭化路径比较》（《方言》第3期），该文研究中原汴洛地区（今河南中东部）部分方言和北京地区周边存在的“客”字读腭化音现象，认为“客”字在两类地区的演变规律不同：《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证明北京周边地区的腭化始于元代，经历了与蟹摄见系开口二等字的合并阶段；河南方言的特点及相关文献则证明,中原汴洛地区的“客”类字腭化大概发生在清中叶以后，是在中古入声消失后由元音的高化引起的，未经历与蟹摄二等字的合并阶段。
（二）近代韵母和声调研究
本年度对于近代韵部及具体韵母演变的研究有新的收获。王冲《清代江浙地区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用韵研究》（《古汉语研究》第2期）使用数理统计等方法考察清代江浙地区蒙古族诗人的诗歌用韵，认为其押韵体现出明显的吴语方音特点。熊燕《从梗曾摄阳声韵字读音看官话方言南北差异和互动》（《中国语文》第3期）分别考察梗合二和曾合一牙喉音字、梗合三四牙喉音字、梗开二和曾开一唇音字以及梗开二牙喉音字在官话方言里的读音差异，根据文献记载确定音变时间，并结合现象的地理分布，推测音变的互动情况。赵葵欣《明清北京官话文献中表给予义的“给[kei]”的读音》（《方言》第3期）根据明清时期北京音文献及满汉、汉朝对音资料，认为[kei]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初（1606年），其演变路径为kip→ki→kei，并从语用角度解释了其产生原因。
对《西儒耳目资》及其他韵书韵母的研究是近代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石绍浪《〈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比较》（《语言科学》第5期）提出《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在韵类分合和主要元音音值等方面存在整齐的对应关系，据此认为《西儒耳目资》的入声韵是以明代南京话为基础的。吴建伟、路建彩《〈元声韵学大成〉入声韵及入声字简析》（《中国文字研究》第34辑）探讨万历年间形成的《元声韵学大成》在入声字安排方面的特色——表现为“借入”，即入声韵尾-p、-t、-k在配阳声韵尾的同时也配阴声韵。赵彤《〈五方元音〉的反切和驼韵的韵母》（《辞书研究》第5期）认为清代韵书《五方元音》的反切主要凭上字定介音，并利用反切、小韵的分布及中古来源等信息重新考察了驼韵各小韵的韵母，归纳了这些韵母的演变规律。
还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近代官话或方言中的介音。曾晓渝《近代官话见系开口二等-i-介音现象补论》（《古汉语研究》第3期）提出中古晚期二等韵独立的条件是介音，元代汉语见系二等的-i-介音不是增生，而是中古二等介音-ɯ-的延续演变，并提出二等介音-ɯ-自中古至近代呈雅俗两种演变方向。段亚广《明清汴洛韵书中唇音字的合口介音》（《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辑）通过对明清汴洛地区四部方言韵书中的唇音字的考察分析，发现今普通话的唇音开口字在明清时期的汴洛方言中普遍带有合口介音，尔后合口介音因为丧失了音位区别作用而成为赘余成分，在经济原则作用下消失。
研究近代声调的代表性论文有宋峰《〈音韵清浊鉴〉反映的十八世纪初北京话声调概貌》（《语文研究》第4期）和田范芬《从诗词用韵看长株潭小片入声的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辑）。前者分析了清初王祚祯《音韵清浊鉴》的声调系统，认为与十八世纪初北京话的面貌相似。后者通过对明清时期湘地诗词用韵及其他文献的考察，发现在明代中晚期长株潭的入声与阴去相混，清代中期又与去声分头发展，形成了今天“入声自成一类”的声调格局。
（三）韵图与等韵学研究
周赛华《〈韵法全图〉音系与彭州方音》（《语言历史论丛》第16辑）研究清代杨得春所著《韵法全图》的音系，提出该音系与今彭州方言在入声韵的分类上有明显对应关系，应是当时的彭州方音。张凯《〈二十三母土音表〉及其反映的200年前的宁波方音》（《语言学论丛》第63辑）整理了清代中后期吴善述《二十三母土音表》的声韵调系统，指出该韵表为构建宁波方音史乃至吴方言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有关明清等韵思想的研究有赵清泉、熊桂芬《〈说文长笺〉所反映的赵宦光等韵学思想》（《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该文从声、韵、调三方面讨论明末赵宦光《说文长笺》中的等韵学思想，认为其中反映了明末吴语的部分语音特征。
（四）近代韵书和传教士文献的音系与文献研究
对近代韵书的研究主要关注韵书所反映的音系情况和韵书的文献特点。研究韵书所反映的官话或方言音系的论文如周赛华《〈字学一览〉音系与江淮官话》（《古汉语研究》第2期）。该文详细介绍了清代韵书《字学一览》的音系，论证该音系反映了当时的东至方音。周赛华《抄本〈读韵入门〉音系与寿光方音》（《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0辑）分析了清代成书的《韵读入门》的音系特点，论证其音系反映了当时的寿光方音。郑伟《〈韵学骊珠〉与清代吴语的文白之别》（《汉语史学报》第24辑）以奉微、疑影喻、精知照、庚青东钟、药觉等音类的合并情况和音值表现为例，考察以清代沈乘麐所编的《韵学骊珠》为代表的南曲韵书，认为其中的南音是正音规范而非当时的吴语实际，现代吴语中与明清南曲韵书相同的语音特征是这种正音规范的反映。李超《两种清代曲韵书所注南北音之辨》（《语言科学》第2期）整理了清代两部南曲韵书《音韵辑要》与《韵学骊珠》中的南音和北音特点，并与北京音、南京音、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吴语的文献材料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认为《韵学骊珠》《音韵辑要》的南音、北音是当时南北通语或者官话，同时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面貌。倪博洋《清末四川韵书〈四音辨要〉的音系性质》（《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研究清末四川骆成骧所编纂的韵书《四音辨要》，认为该韵书所记录的是具有综合性的读书音音系。冯青青、倪志佳的《〈徐氏类音字汇〉咸山摄阳声韵与阴声韵读音混同现象》（《方言》第1期）根据清末江苏盐城方言韵书《徐氏类音字汇》考察了盐城方言咸山摄阳声韵与阴声韵混同的音变发展史。
韵书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有张民权《王文郁〈新刊韵略〉源流及其历史嬗变》（《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该文考察了王文郁《新刊韵略》的源流和演变发展，认为金代《礼部韵略》并非宋代景德《韵略》的翻版，而是独立发展的礼部韵书，《新刊韵略》是其修订本。
通过传教士文献研究方言音系的论文有林梦虹、庄初升《清末民初山东官话文献的罗马字拼音方案》（《汉语史学报》第24辑），该文研究传教士所编著的清末民初山东官话文献，通过其中的罗马字注音归纳分析其所反映的多处山东方言的音系。马重奇、马睿颖《近代传教士所撰八种潮汕方言著作音系综合比较研究》（《北斗语言学刊》第8辑）考察了《潮州话初级教程》《汉英潮州方言字典》《汕头方言初阶》《汕头方言音义字典》《汕头白话英华对照词典》《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汕头方言手册》《潮正两音字集》等八种潮汕方言著作，通过比较其声韵调系统，考察其方言音系性质，认为这些著作都不是单一方言音系，而是以汕头或潮州方言为基础，吸收其他方言韵类的综合音系。[美]柯蔚南著、单秀波译《屈奈特及其所记十九世纪晚期的南京话语音》（《北斗语言学刊》第8辑，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8年第1期）重新梳理了奥地利学者屈奈特对十九世纪晚期南京话语音系统的详细记录，拟测了各语音符号代表的具体音值。屈奈特的研究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对南京语音系统进行全面描写的记录，梳理其转写系统并善加利用对南京方言及江淮方言的历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五）方言音韵史研究
原始方言构拟方面的重要论文有秋谷裕幸《原始闽北区方言里的*ɑi和*ɑiŋ》（《语言研究集刊》第28辑）和《原始闽北区方言中“剥”“布”“风”等字的韵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辑）两篇文章。前者论证了原始闽北方言中（除*au以外）至少存在两个以*ɑ为主要元音的韵母*ɑi和*ɑiŋ，后者指出*uo韵和*uoŋ韵除了拼*k系声母以外，还可拼*p系声母。
关于汉语方言声母的讨论有栗华益《江西都昌、余干方言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兼论汉语塞音塞擦声母的演变过程和类型》（《方言》第1期），该文考察了都昌多宝、余干瑞洪赣语的声母演变类型，并探讨了汉语古次清声母的本质、历时演变过程和古全浊声母的演变类型。王临惠、王忠一、于思《论环渤海方言中古日母的演变》（《中国语文》第6期）指出环渤海地区方言日母的演变有沈阳型、北京型和章丘型3个基本型和济南型、阜新型2个过渡型。其中北京型与古中原地区方言一脉相承，而沈阳型、章丘型则源于北京型的进一步演化；止开三日母字读卷舌音的变化首先在口语中出现，在清代中后期才取代旧的字音进入书面语系统成为正音。
关于汉语方言韵母的讨论也有新的进展。倪志佳《北方方言咸山摄一等韵演变的阶段性》（《中国语文》第3期）据现代方言勾勒了古咸山摄一等韵在北方方言中的演变轨迹，认为其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是由其内部的端见、舒入和开合的差别所造成的；又结合历史文献考察了部分音变发生的大致时间，指出晋语在咸山摄一等韵的演变上虽有保守之处，但没有超出官话的表现，二者同出一源且共同发展。李建校、曹梦《山西晋语中古模韵的韵母类型及其成因分析》（《语文研究》第1期）将山西晋语中古模韵的今读韵母分为5种类型，逐一分析了每类韵母的分布及成因。认为声母与u韵母拼合不协和导致了山西晋语中古模韵端系齿/龈音声母字今韵母的不同，声学特征的差异导致了泥组、精组、端组字韵母裂化的不平衡，而端系字韵母的不同类型说明对齿/龈音有深入分析和细分的必要。
（六）对音、译音与借词研究
《蒙古字韵》是研究近代音的重要文献之一，研究者对其音系和文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近年来重要的研究论著有宋洪民《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商务印书馆，2017），研究论文方面仅2020年就有宋洪民、吴建伟《汉语语音史上的腭化说及〈蒙古字韵〉中ė的性质》（《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0年第1期），宋洪民《近代语音史上轻唇化音变的纠葛与〈蒙古字韵〉中的“明、微”声母》（《语言研究》2020年第4期），宋洪民《从回鹘式蒙古文标音看北音中的桓欢韵》（《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4辑），宋洪民《〈蒙古字韵〉对近代韵图的接受与调整》（《汉语史学报》第23辑），耿军《〈蒙古字韵〉韵字校补》（《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7辑）等多篇成果。本年度该领域新的成果有宋洪民、吴建伟、高环宇《〈蒙古字韵〉中“麾”小韵系的标音之“误”》（《古汉语研究》第2期），该文认为《蒙古字韵》中“麾”小韵声母用s而在官音中改用h是蒙汉接触导致的。
华夷译语也是近年来研究者们关注较多的材料。聂大昕《〈西番馆译语〉与“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模式的一致关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提出《西番馆译语》和“西洋馆华夷译语”在用字、对音层面存在一致关系，总结了两种译语的核心对音模式。王振《〈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尔苏语方言考——兼谈确定译语所记语言和方言的方法》（《语言学论丛》第63辑）指出一般认为《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录的是尔苏语西部方言，但通过比较发现该译语记录东部方言的可能性更大，语言特点和文献记载都支持这一结论。该文认为，考察译语记录何种语言或方言时，应该重视音变路径和语音历史层次的比较。同类文章还有王振《清乾隆年间〈嘉绒译语〉译音汉字的方言属性与音韵特点》（《汉语史学报》第25辑）和《〈多续译语〉藏汉对音与清前期四川方音》（《方言》第2期），以及邓强、邓瑶《清代滇中契约文书的音借字及其反映的方音现象》（《语言研究》第3期）等。
通过其他对音文献、人名研究近代官话和方言的论文有李宁《试论〈唐话纂要〉的音系性质》（《方言》第1期），余福海、罗盛吉《“成”字清初官话音小考——兼论纳兰容若满名Cengde改Singde之灵感》（《汉语史学报》第24辑）等。
讨论借词来源的论文有徐丹《汉语“波罗盖（膝）”的来源——兼谈汉语与非汉语的深层接触》（《民族语文》第3期）。该文认为北方方言“波罗盖（膝）”是源自北方民族的底层词汇，构词模式可能来自通古斯语。
四、有关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及学术史研究
（一）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
孙玉文《研究上古音的材料与方法》（《语言学论丛》第64辑）将上古音研究材料分为“与上古音有最佳对应关系的材料”和“直接反映上古音的材料”两大类，逐一分析了各项直接材料在上古音研究方面的具体价值和局限性，并探讨了现代方言和汉藏诸语言材料在研究上古音方面的价值问题。孙玉文《韵脚字系联法运用过程中入韵字的字音选择问题》（《古汉语研究》第1期）阐述了在韵脚字系联法运用过程中应如何正确选用入韵字的字音，强调要注意传世古书非原书之旧的情况和表面上押韵不和谐而实际和谐的情况，要区分韵脚字的语音对应关系与对比关系，要注意字词的不一致现象，对于不别义的异读字音和别义的异读字音都要仔细鉴别并选取。
张富海《利用谐声构拟上古音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第1期）专门讨论了“如何有效利用谐声材料构拟上古音”的问题。该文提出：要根据古文字字形和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对《说文》的谐声分析做甄别，要考虑谐声材料中的异质成分，要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中的谐声材料。
毕谦琦《中古时期的音义材料》（《辞书研究》第2期）系统介绍了在中古音研究中可资利用的音义材料——包括《经典释文》及其他儒家经典音义著作、史书和文学作品的音义材料、佛经音义著作——并阐述了这些材料在中古音、上古音、上古汉语形态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王为民《发现语言生活的“满洲”因素——音韵学研究的“范式”重构》（《语言科学》第1期）提出要回归清代语言生活的本真语境，重新建构基于满汉文献对比的清代汉语音韵学研究范式与体系，强调要利用满文文献和满汉合璧文献等新材料，关注“清代北京内城旗人汉语与外城汉人汉语的融合”等新问题，提倡“将满语文因素纳入清代音韵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学术史研究
音韵学史方面的研究本年度又有新的进展。刘晓南《试论朱熹古音学的古韵部刍型》（《古汉语研究》第4期）通过考察朱熹“叶音”条目的“例推古音”来进行古韵归类，推知朱熹的古韵部刍型十三部，认为这是迄今所见的古音学史上最早的（通过叶音显示的）古音韵类系统。马坤、王苗《论清人“一声之转”的声纽审音标准》（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2期）辑录了戴震《方言疏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的转语材料并分析其声纽接触类型，考察各家的声纽审音标准。周赛华《〈李氏音鉴〉的粗细理论及其相关问题》（《文献语言学》第13辑）探讨清代李汝珍《李氏音鉴》的粗细理论，认为字母和韵分粗细的条件是一致的。赵彤《章炳麟对古韵音值的假定》（《文献语言学》第12辑）和杨艳惠《〈新方言〉古今音转与〈成均图〉》（《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讨论了章太炎在古韵音读研究、方言及古今语音演变研究等方面的成就。
马德强《高本汉的中古音研究平议——基于等韵的视角》（《汉语史学报》第24辑）评述了高本汉在中古音研究上的得失，强调以等韵为参照研究《切韵音系》要注意认识并把握二者之间的时间与空间差异。王兆鹏《基于合韵理论的古韵排序及音值构拟相关问题》（《汉语史学报》第24辑）对清代古音学家的合韵理论及王力基于合韵理论而进行的古韵排序、拟音工作进行了评述，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提出应更好地利用通假材料研究古韵次序。
蒋冀骋、曾晓渝、杨军、洪波、周赛华、张富海《音韵学研究现状与展望》（《语言科学》第5期）和张玉来、尹瑀《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之得失衡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评述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五、学术著作出版和重要学术会议
（一）通论性著作、教材、论文集的出版
本年度出版了几部比较重要的通论性著作、教材或论文集，如赵彤《汉语音韵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郑张尚芳、郑伟、董建交、王弘治《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郑张尚芳卷》（中西书局）、刘晓南《语音史考论》（上海教育出版社）等，还出版了美国汉学家白一平《汉语上古音手册》的中译本（龚群虎、陈鹏、翁琳佳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二）音韵学辞典
本年度出版了潘悟云、杨剑桥、陈重业、张洪明所编译的《汉文典》（修订本；中华书局）。《汉文典》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撰写的一部多功能的古汉语工具书。该书将七千余个汉字字头按字族、韵部进行编排并在每个字头下罗列其上古音、中古音和现代音，因而也可视为一部音韵学辞典。
（三）音韵学会议
本年度召开了两场较大规模的音韵学会议。1月17日，“中国音韵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和南开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会议就近代音、学术史与方法论、对音与文献、中古-近代音、历史语音、方言民族语等议题开展了分组讨论。8月21-22日，“中国音韵学第21届学术研讨会暨汉语音韵学第16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由西南交通大学主办，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联合承办。会议讨论内容包括音韵学家学术思想研究、音韵学专题研究、音韵学与汉语方言研究、音韵学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音韵学与古籍整理研究、音韵学与古代文学研究、音韵学与地方志文献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等议题。
參考資料